在产品的生命周期中，从初始探索期到成长、成熟再到衰退期，一个关键的战略是延长产品寿命。产业转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在产业发展早期，企业倾向于选择创新环境和经营灵活性较好的高梯度地区。随着产业进入成熟期，为了降低成本并扩展市场，生产活动会逐步向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

黄渊普也认为中国原有的价值观和管理文化缺乏国际普适性，要求别人适应这些管理文化，是很有挑战的。“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像中国一样，把老板看作绝对的权威。这种自上而下的等级文化和管理风格，如何与全球磨合会是一个挑战。”

无论从哪种角度看待出海浪潮，几位受访者对促使当下企业出海的原因达成了共识。

（汤哲辉采访内容来自澎湃新闻记者宦艳红、喻琰报道《科技出海记｜安永合伙人汤哲辉：以合规的确定性应对全球的不确定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出海”已走过数十年历程。当前，在内部战略需求和外部环境变化的共同驱动下，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之路迈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出海战略也从企业发展原本的“可选项”逐渐转变为“必选项”。中国企业为什么要“出海”？当前出海面临怎样的环境？企业在出海过程中沉淀出哪些经验，又面临哪些挑战？一系列问题亟待探讨解决。

刘洋感同身受，当他空降到东南亚办公室的时候，同时面对着高管同事和当地员工的不信任和对电商模式理解的不一致。当地员工看重中国老板是否有西方的教育背景和国际工作经验，能否使用英语办公，是否对当地有足够的了解和尊重，以及能否以足够让人接受的方式进行沟通。如果中国老板做不到这几点，“当地员工会不服管，要么逼你走，要么他就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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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时的学习生活，对闻邦椿来说是难以忘怀的。台州中学距闻邦椿的家有数十余里，为节省路费，每次回家或返校，闻邦椿都要长途跋涉一整天。这种艰苦的环境，使他既锻炼了意志，又学到了知识。

再次，出海背后的主导因素，也发生了转移。罗兰贝格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全球合伙人兼大中华区副总裁江浩则提出，十年前的出海浪潮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国企、央企为主，这些项目从经济角度讲是在扩大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和中国产能的输出，但也有区域政治方面的考量。而现在的出海浪潮更多是市场行为，是企业基于经营情况做出的战略决策。

例如，中国新能源车出口量已居全球第一，一方面，中国制造成本优势，产品品类齐全，物美价廉；另一方面，中国在应用程序方面也有优势，这与中国应用场景丰富，发展数字经济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密不可分。

上述“出海人”凭借在跨国领域多年摸爬滚打的经验，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对本次“新出海潮”的认识。

get more info 出海企业对新出海浪潮的认识有很多相通之处，这反映出各行各业全球化体验的共性。但更具体的商业生态也有显著的行业差异，比如有的行业先天与国家安全更相关，所以更受管制、有更多地缘政治的考虑，有的行业产业链长，出海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的信息多、协调压力大，还有的行业出海的比较优势明显，初期发展迅速，甚至已从“蓝海”变“红海”，利润率快速下降等。

江浩也表示，大家意识到中国企业家身处的规范制度或者文化跟国外有不同，最后也不是单纯中国人要去适应所在国家或者国际规则的问题，而是互动和相互博弈的过程，最终可能会达到一个中间的程度。“有时，如果我们的方式其实是更合理、更成熟的别人自然也会来适应我们。”

总结中国企业出海的优势，至少有三点：制造能力、商业模式和企业家精神。

在强大供应链的基础上，中国一些行业的商业模式也趋于成熟。江浩说:“中国的一些商业模式是非常领先的，比如互联网和电商的一些玩法，效率非常高。”以极兔为例，它作为物流公司在中国快递业没有明显竞争优势，但是出海东南亚和中东以后扩张非常迅速。